我是一家心理医院的医生。一天下午，一位三十来岁的男性走入我的诊室，说要跟我谈一谈他的问题。在得到我郑重承诺，决不把他的事告诉任何人之后，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工作勤奋，深受领导赏识，职位不断提升，现在已经是一个大部门的行政一把手，在同龄人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一年以前，一位高中的同学到我工作的城市来看我，两人十几年未见，一见自然要煮酒畅谈了。酒是在一家集餐饮、娱乐于一身的娱乐城喝的，两个人喝了近两瓶五粮液，都喝得烂醉如泥。其后的事只能模模糊糊记得，洗桑拿、叫小姐，胡天胡地直至第二天凌晨才回家。”
“在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头痛欲裂。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对前一天晚上荒唐的悔恨。那位朋友是生意场上的人，也许那种事情对他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一般的宴请我都不会参加，更谈不上什么色情活动了。再说，我结婚十几年，夫妻感情很好，有一个女儿，我很爱她们，我绝不会允许自己做出什么对不起她们的事情来。酒真是乱性啊！”
“过了几天，悔恨的感觉慢慢好些了，另外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出现了。我开始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记得那天晚上使用了安全套的，但我在网上查了资料，说安全套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网上另外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内容我几乎全都看了，越看越害怕，越怕还越想看。我现在都成了艾滋病的专家了。那件事情以后一个月，我鼓足勇气，专程去另外一个省的省城，做了艾滋病的检查，用的是假名。去别的城市和用假名，当然是怕别人发现了。检查的结果是阴性，但丝毫没有减轻我对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怀疑。我老是想，会不会是化验单拿错了？或者化验的人不负责任，随便写了一个结果？再或者那个医院的水平太差，有艾滋病也检查不出来？总之，是不相信我没有患艾滋病这个结果。”
“说实话，我也并不是怕死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什么的，大不了就是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可以在家躺着，让老婆孩子照顾我，让单位的人关心我，心安理得。关键是艾滋病很特别，事关一个人的品行、前途和声誉。我死了无所谓，一了百了，但我的妻子和女儿该怎样面对他人的议论和歧视？还有，我如果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她们怎么办？我妻子还年轻，经常会有需要，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不是我那方面不行，而是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她。所以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尽可能找一些事，使自己总是在她已经睡着了以后再上床。躲不可能完全躲过，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只好硬着头皮上，虽然妻子已上了节育环，但我还是坚持每次房事都用安全套，还编了一套安全套有益健康之类的鬼话骗她，她很信任我，也没怎么怀疑。一年来，我整天都是提心吊胆，上厕所，要用卫生纸把坐式马桶边包起来上；从来没用过脸盆，总是直接在水龙头处接水洗；碗筷总是偷偷地用开水消毒，等等。生活得一塌糊涂。有时候也想，干脆向妻子坦白了算了，但实在鼓不起勇气，无法预料她会是什么反应。再说，即使她原谅了我，就能减轻我的恐惧吗？”
“工作上也不顺利。由于成天焦虑不安，上班做事完全没有精神。记忆力减退，经常丢三落四。有时候自己吓唬自己，想像单位的领导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准备找我谈话，我该怎么应付，是坦白交待还是全部否认，一直想到自己心跳加快、大汗淋漓。最近一些老同志要退休，我很可能再被提半级。但一个做过那种事的人该被提拔吗？即使他们因为不知道我做的那种事提拔了我，我内心也会忐忑不安的。”
“有了这些问题，心理学方面的书我也读了不少，想知道自己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照书上说的标准，我觉得我患了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疑病症等多种心理疾病。”
我听完他的叙述，又问了他几个相关问题，就建议他做系统的心理治疗。他问药物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说药物也许可以缓解焦虑症状，但不能消除他认为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怀疑和恐惧，更不能解决导致这一系列症状的性格上的问题。他想了一会儿，便同意做心理治疗。我们约定，每周谈一次，一次五十分钟，总共谈三十次。
在前七八次谈话中，我要他谈小时候的经历，他不太愿意谈，他说，我这些事，与小时候有什么关系？我五六岁的时候，别说什么找小姐，连艾滋病都还没出现呢。要是现在像过去一样，没有艾滋病这鬼玩意儿，我哪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说，那不一定，即使没有艾滋病，你也会把其他的病往自己身上扯，梅毒、淋病、麻风病、尖锐湿疣等等，哪一样不会让你觉得愧对妻儿、斯文扫地？这些病与艾滋病惟一不同的就是会导致死亡，但死亡的威胁在你的问题中也许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对小时候经历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你在做了那种事情以后，会怀疑自己患了某种疾病。他沉思良久，最后同意了我的说法。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无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对他很严厉，在他印象中，好像很少看到父亲笑。父亲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真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父亲甚至对他说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会学习，动物不会。这句话现在看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学习仅仅指学习课本上的那些东西；另一种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学习。他那个时候的理解，肯定是狭义的，所以并不正确。除了学习，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会被父亲认为是浪费光阴、虚度年华。有时候他跟小朋友一起玩，玩的时间稍长一点，父亲就会严厉地批评他。如果他犯了什么错误，比如考试因为粗心被扣了分、说了脏话、与别的小朋友打架等等，那批评就更加严厉了。父亲似乎没打过他，但那些批评有时实在是比挨打更令他难受。母亲则对他一味娇纵。他的感觉是，他提任何要求，母亲都会设法满足他。
从第九次谈话开始，我试着对他的症状做出心理学的解释，我问他，你认为跟小姐发生性关系是犯了一个错误吗？他说，这还用问，我都后悔死了。我又问，在你的标准中，哪些错误比这个错误轻一些，哪些错误比这个错误更严重一些？他好像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下才说，轻一些的有小偷小摸、打架骂人，等等。重的有贪污受贿、杀人放火，等等。我接着问，你那个错误，该受什么惩罚呢？他说，如果被警察抓着了，大约会被罚款，或者拘留。我说，你没被警察抓着，是不是就不会受惩罚了？他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些问题，就相当于惩罚？我说，不是惩罚那是什么？
经过反复的解释，他终于明白，是他头脑里的“警察”不同意他的做法，便采取了让他产生精神症状的方式来惩罚他。犯了错就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他从小跟他的严厉的父亲打交道所学会的原则。后来他又问我，这个惩罚会持续到何年何月，我说你估计呢。他说，就算要坐一年牢，那也该刑满释放了，我这一年，真是比坐牢还难受，如果坐一年牢可以没有那些问题，我宁愿坐一年牢。
我告诉他，有这些问题，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你以后继续做那样的事，虽然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但总还是有可能的，你的恐惧感，恰好可以阻止你再做那些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保护了你的生命和前途。他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即使做那种事情有快乐，但痛苦更大，以后无论如何不会再做了。
我继续解释说，你的那位同学也做了那样的事情，但他的恐惧比较少，那你比他多的恐惧就可能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引起的了。我估计，你内心深处已经有一个恐惧的基调，那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把隐藏的恐惧激活了，所以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叠加之后的、难以忍受的恐惧。他说，我怎么没感受到那种恐惧的基调？我说，比如在你跟单位领导打交道时，你感受到了恐惧吗？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猜得对，我对我们单位几位不苟言笑的领导有一些恐惧感，总担心做错了什么事，会被他们批评。我都这么大年龄了，又是一个小头，管着那么几十个人，还说我怕谁，那是我完全不能承认的，我只能承认我尊重他们。你说穿了我自己都回避的心思，我心里就明白了，反而觉得不那么怕了，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会有好处，最起码可以让我工作得轻松一些。
到第十五次谈话，他的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想法还是没有减少。我开始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我问，你说你跟妻子关系很好，但有没有吵架的时候？他说，当然有，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吵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处理与双方长辈的关系上有一些意见分歧，二是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有一些冲突，有几次吵得很厉害，我甚至想过离婚，但没有说，我知道那是底线，不到万不得已，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我问，吵架之后你们讨论过吵架的原因吗？他说，没怎么讨论，时间一长，就自然淡化了，再说有些事情根本就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我问，那可不可以说，你对妻子有一些怨气。他说是的。我又问，那你找小姐是不是对妻子的攻击和报复？他说，不是不是，我怎么会这样报复她，我只是酒后失控而已。我反问道，“失控”二字是不是反而证明，你没喝酒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报复行为，喝酒之后就控制不了了？
他眼睛紧盯着我，似乎不敢相信我说的话，但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之间已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所以他不认为医生会胡说八道。想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也许你是对的，不过只有一部分对。我说，我也认为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对。这次治疗以后，他和妻子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交换意见，谈完之后他觉得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恐惧消除了一大半。这一效果的心理学解释是，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被压抑的攻击性被揭示以后，它就不再会在“背后”搞我们的鬼，即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是不承认对妻子的攻击，便用看起来是很爱自己的妻子、怕她得了艾滋病的方式把那些攻击性掩藏了起来，正是这种矛盾使他焦虑不安。
针对他不相信艾滋病的检查结果这个问题，我给他讲了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上高中时，有一次突然心跳加快，心脏好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感觉很恐惧。家人带我去看医生，做了心电图，医生说没有问题。我当时的感觉，首先是很高兴，然后呢，还有一种很失望的感觉。我都觉得我这种失望感很奇怪，难道我会荒唐到希望自己患心脏病的程度？听完这个故事，他说，他在拿到检验结果时，感觉跟我一模一样，也有失望的感觉。他还说，人性真是太复杂了，有些东西简直是匪夷所思。
我解释说，这些东西也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我们希望自己生病，是我们内心深处残留的一些儿童心理在作怪。小时候，我们生了病，就能够得到父母更多的关心，生病后犯了一点小错，也会被原谅。长大以后，我们自己不会允许自己装病，但潜意识里会留下一些希望自己生病的想法，以获得病人的“特权”。我上高中时学习很紧张，病了可以顺理成章地不学习、不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你做了那件错事，如果病了，就可以被原谅了。他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第二十二次治疗后，他的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偶然想到艾滋病时，也会感到恐惧，但程度很轻，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在最后一次治疗中，他问我是否也认为跟小姐发生性关系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我说，我是医生，不是道学家，我不做道德评判，但问题在于，你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你为什么还要我来告诉你一个道德标准？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按照你教给我的分析，我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我还有一部分小孩的心理，总是要别人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些心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样，你一不留神，它就要跳出来捣乱。我听后也哈哈大笑。
我们在2001年的年底结束了治疗。2002年的春节，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张贺卡和一封信。信是电脑打印的，信中说他现在很好，对我给他的帮助表示感谢。还说，他希望我把他的故事用匿名的方式写出来发表，以教育和帮助那些做了跟他一样的事情，并且也处于痛苦之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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