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实验：把一个好人变坏只需要6天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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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法国巴黎爆发了“黄背心”运动，年轻人们穿着黄背心，头戴安全帽，蒙面上街打砸抢，在凯旋门上画涂鸦，与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参与暴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学生。这些日常在老师、同学眼中都是善良优秀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些暴力举动？这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蝇王》。

这部寓言体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场核爆，一群6岁到12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荒岛上。起初他们还能和睦相处，12岁的拉尔夫扮演了领导的角色，在岛上建立新的秩序。可唱诗班的领队杰克不服，带领另一伙孩子去森林寻找食物，在杀死了一头野猪后，他性情大变，甚至杀死了一个男孩，心中的恶魔彻底被释放出来，这群儿童在岛上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杀戮。戈尔丁的小说灵感来自二战时期600多万名犹太人被屠杀的现实。这些杀害了无数平民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天生就是冷酷无情的坏人吗？ 也许，善恶只在一念之间。在集体的狂热之下，民众失智，被导向恶的一边。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德国电影《浪潮》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成为一个优秀的纳粹，只需要五天。

文格尔是德国高校的一名老师，他在讲述独裁的课堂上做了一个模拟独裁实验。在为期一周的实验中，他给这个班级组织取名叫“浪潮”。短短三天，这个班级的学生都对自己的组织高度认同，他们团结、亢奋而激进，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被视为异类。其他班级的学生，甚至逃课来到他们的班级，加入“浪潮”之中，文格尔自己也陷入到领袖和老师的双重角色，他开始意识到实验逐渐失控。第五天，他把所有学生召集到礼堂中，宣布实验的结束和组织的解散，他不再大声严厉地讲话，而是柔和又带着自责地说：“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最早关注“好人为什么会做恶”，并用心理学研究这一问题的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他发现，二战期间很多德国士兵在经历战争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于是开始思考，是什么让原因，让这些普通人开始做恶？
1969年，他做了著名的蒙面点击实验，他将互不认识的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第一组学生被带到昏暗的房间，他们带上头套，穿上白大褂，彼此看不清谁是谁。请一名“全副武装”的学生，对另一名“全副武装”的学生实施电击。第二组学生则被带到明亮的房间，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写着自己名字的名片。实验时，津巴多礼貌的叫每个人的名字，请她们实施电击。当然，被电击者其实都是他助手扮演的，电击装置也并未通电。实验结果却让津巴多大为震惊，第一组大学生电击的次数比第二组多了两倍，且持续时间更长。蒙面会诱发恶的行为，因为没人知道做恶的人是谁。之后，为了进一步验证“好人为什么会做恶”这个问题，津巴多做出了心理学史上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以此来拷问人性的善恶。
今天推荐的文章来自国防大学心理学教员潘楷文的新书《不要挑战人性——史上20个经典人性实验》，书中讲到“人的行为并非全由理性、性格、经历所支配，决定人行善或作恶的，是社会环境，以及塑造环境的系统性力量。”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恶魔，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对抗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斯坦福监狱实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恶魔（节选）作者：潘楷文 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着手准备实验。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募男性志愿者来参加一次为期两周的关于监禁的心理学研究，承诺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的报酬。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报酬，对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来说很有诱惑力。接着，他对应征者进行了各类心理测验和面试，最终从应征者里筛选出24个人作为受试者。
这24名受试者均为20岁左右的大学生，身心健康，精神正常，人格健全，没有经历过会对成长造成影响的重大事件，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且都没有犯罪史。
津巴多和这24名受试者签订了协议，然后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让一组人扮演监狱看守，另一组人扮演囚犯。
为了增加实验的真实性，津巴多特意请当地警察局协助，让真正的警察来“逮捕”扮演囚犯的受试者。这些“囚犯”被蒙住双眼，被警察从自己家中送到模拟监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
囚犯们被带到模拟监狱后，会被要求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着，“看守”们会向他们发放囚衣与塑胶拖鞋，并用痱子粉给他们的囚衣喷上号码。囚犯们被剥夺了名字，只能以囚衣上的编号称呼。他们的脚踝上都扣着锁链，头上还戴着用丝袜做的囚帽。相较之下，看守们的待遇却大不一样，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配有警棍，还戴着银色反光太阳镜，可以在模拟监狱内自由行动。看守叫囚犯时必须叫编号，囚犯则必须称呼看守为“长官”。
实验的第1天，所有受试者都对模拟监狱里的生活不太适应。囚犯们自由散漫，嬉笑打闹，甚至不服从看守的命令。 但看守们则很快进入状态，他们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整套惩罚体制，具体的惩罚方式有：大半夜强行把囚犯叫起来，让他们报数；要求表现不好或者反抗看守的囚犯做俯卧撑和蛙跳；让不服气的囚犯去打扫厕所；不给干不好活的囚犯吃饭，甚至没收他们的衣服和床垫；如果囚犯还敢反抗，就用喷灭火器或者关小黑屋的方式惩罚他们。总之，看守们用尽一切办法让囚犯们服从，当看守们发现自己手上的权力能够直接影响到囚犯们时，他们的惩罚方式就越来越肆无忌惮。

一开始，会有个别囚犯站出来反抗权威，拒绝服从命令，甚至煽动叛乱。于是看守们学会了挑拨离间，比如让表现好的囚犯享受特权，然后把叛乱分子分成两部分，给其中一部分人好吃好喝，让另一部分人怀疑这些同伴是在卖友求荣。结果，囚犯们之间的信任被摧毁了，看守们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就这样，实验仅进行了36小时，就有1名囚犯精神崩溃，津巴多不得不将他提前释放。在之后的几天里，又有好几名囚犯出现了严重的应激反应，比如身体不适、极度抑郁、哭叫、愤怒、强烈焦虑等，一共有5名囚犯被提前释放。而剩下的囚犯都变得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囚犯身份。这段时间里，津巴多曾经问过这些囚犯是否愿意放弃报酬提前离开，大部分人都表示愿意，只有两个人表示不愿意。
然而诡异的是，当津巴多告知这些愿意放弃报酬离开模拟监狱的囚犯，他们能否离开需要由实验人员讨论后再决定时，这些囚犯居然乖乖服从指示回到了囚室。
他们已经完全入戏了，忘了自己只是在参加一项实验，只要自己说不愿意继续下去，就随时可以离开。
看守们同样入戏太深，惩罚方式也越发残酷，比如在囚犯做俯卧撑的时候把脚踩到他的背上，甚至让囚犯们模仿同性恋的性行为。
到了这个阶段，整项实验已经走向失控。津巴多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并在实验的第 6 天提前结束了这个原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
听到实验结束的消息，囚犯们如释重负，甚至因重获自由而抱头痛哭，但看守们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表现得很不舍。 2018年，美国作家本·布卢姆在Medium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声称斯坦福监狱实验是一场骗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很快，津巴多做出回应，认为布卢姆并没有充分的能否定该实验结论的证据。津巴多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角色和所处的环境，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所处的环境而变成施虐狂或者受虐狂。
我非常认同津巴多的观点。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实验，如果严格按照科学实验的标准来看，并且死抠实验细节的话，受当时的社会条件、技术条件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所限，斯坦福监狱实验肯定是有瑕疵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心理学史上伟大的实验，也不妨碍它成为研究人性的里程碑。这是因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第一次人为塑造了一个社会环境，并用事实揭示了环境的巨大力量。 原本并无差别的两组大学生，在短短6天后，一组人变成了茫然无助的囚犯，另一组人变成了以惩罚、羞辱囚犯为乐的残暴看守。
要知道，实验之前的心理测验显示，这两组大学生都十分正常。是什么让这些原本阳光善良的大学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从外部条件来看，有三点原因。 第一，扮演看守的受试者获得了绝对权力。
实验人员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看守们发现自己拥有绝对权力后，就逐渐傲慢起来，对囚犯们很不耐烦，稍有不满就对囚犯们拳脚相加。
更关键的是，之后的回访记录显示，这些扮演看守的受试者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化自己的过激行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察觉不到自己对囚犯们的明显的暴力倾向。在能赋予人绝对权力的环境下，人的意志力无法和环境的力量抗衡。 第二，去个性化，或者说“非人化”。
一方面，看守们穿统一的制服，戴墨镜，掩盖自己的面目，被统称为“长官”，这就给他们一种感觉—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也不用为我做的坏事负责。另一方面，囚犯们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个体人格，比如他们被剥夺了名字，只能以编号称呼。这种情况下，看守们就会觉得囚犯们不那么值得尊重，所以很容易对囚犯们使用暴力。 第三，从众心理与服从权威的心理。
人总是希望被群体接纳，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当身边有个别看守在作恶，并且越来越多的看守跟着作恶时，即使是好心的看守，也很难出头制止，只能沉默。这样的沉默在无形中纵容了暴力。另外，囚犯们会服从看守们的权威，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安全感与控制感，以此对抗焦虑与恐惧。
从受试者的心理层面来看，也有三点原因。 第一，角色认同。在实验过程中，不论看守还是囚犯，都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入了戏，行为越来越贴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看守们虽然刚开始还不太习惯指使别人，但很快就变得强势起来，越来越暴躁，爱指挥，爱找碴。后来暴力升级，看守们不仅把打人当成家常便饭，还把惩罚当成娱乐活动，故意强迫囚犯们做一些令人难堪的动作。
囚犯们在实验的第 2 天有过一次反叛，但以失败告终，后来他们就越来越沉默麻木，逐渐接受了权力只属于看守们的现实。囚犯们彻底变成了极端环境下的弱势者，认为自己没有决定权，甚至忘记了这一切根本只是实验。 第二，通过自我辩护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看守们为了避免内疚，想出了一个招数，就是把囚犯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
比如，实验中囚犯们没有名字，只用编号来称呼，看守们甚至称他们为害虫。这样一来，囚犯们不再是看守们的朋友、邻居、同胞，而成了完全陌生的群体。惩罚乃至消灭陌生群体是可以被接受的。 第三，习得性无助。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那些扮演囚犯的受试者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习惯了这种迫害，变得温顺起来。实际上，这就是习得性无助，是指人们在反复反抗失败之后，会变得消沉，不再尝试抵抗。
没有觉知，是最大的作恶之源
实际上，作恶者心中的邪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而是被环境诱导出来的。
邪恶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凡—它存在于最平凡的人心中，也由最平凡的人来实行。在环境的诱导下，人们甚至不知道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不进行自我思考，只是屈从于环境。
无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都清楚无误地展示了：人的行为并非全由理性、性格、经历所支配，决定人行善或作恶的，是社会环境，以及塑造环境的系统性力量。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而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
他进一步指出，人要满足自身需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向前的路，去发展人所特有的爱和创造的能力，这是向善的路；另一条是退行的路，试图回归母体，回归死亡，这是向恶的路。而人的破坏性，就是一种退行路径。
作恶之人，特别是跟随他人作恶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缺乏生机和创造力，缺乏爱的能力，有深深的无能感，正是这种无能感让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控制别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由此获得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
正因为自己缺乏创造力，无法热爱生命，所以他们就要去毁灭，并且迷恋死亡。 如果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思考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毫无对自我的觉知，那这样的人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他们缺乏思考的能力，或是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的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在巴黎街头打砸抢的身穿黄背心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平凡而无知的人，他们的生命缺乏爱的滋养，他们的自我没有获得充分的伸展，他们的价值没有被看见。
他们追求的是虚幻无比的理念，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通过暴力来控制与毁灭，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的方式。 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对自身的思考与反省，我们以此对抗愚昧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