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是谁起的？是否具有特殊含义？你对自己的名字满意么？是否想过改名字？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名字有多重要？古语云：赐子千金，不如授子一艺，授子一艺，不如赐子一名。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名字的重要性。名字有时会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例如，乾隆年间，皇帝圈定状元名单时，看见有一人叫胡长龄，不禁欣喜异常，便封其为状元。当时乾隆皇帝已是79岁高龄，而他又是生于北方游牧氏族的“胡人”，“胡长龄”这个名字的意思正合乾隆这位“胡人”乞求长命百岁的心境。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名字与个体密切相关。

名字是一种特殊的词汇，是个人的标签。《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孔颖达疏：“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名字是个人的符号表征，也是抽象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血缘、辨性别、别婚姻、区贵贱的社会分类功能。本名作为自我的独特标志，是在群体中区分个体的重要依据。名字作为语言标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而且会影响自我认知与自我归类。名字可以表明个体的家族渊源，反映个体的等级身份。研究发现，自己的名字会被优先加工，并且激发出特殊的脑电波幅。昏迷的病人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诱发了P300。P300与注意有关，说明自己的名字容易引起注意。与名人的名字或陌生的名字相比，自己的名字显著地激活左侧前额叶与颞上皮层，说明自己的名字与自我密切相关。

受语言和文化影响，不同民族的姓名构成形式不同。汉族人的姓名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反映了汉族社会源远流长的家族历史和姓高于名的宗族观念。在另外一些民族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姓名结构——父子连名制。例如，维吾尔族的姓名多采用“本名+父名”结构，父名与子名同在，如“买买提(本名)·艾山(父名) ”。汉族人的姓名结构与维吾尔族人的父子连名制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差异。相似之处在于，姓与名有前后不同的组合，区分姓族的名相当于连名制中的父名，不同之处在于汉族人的族名固定不变，而亲名则因为世系行辈的不同而不同(杨希枚，1956)。根据汉族的宗法制度，姓名不是为了标识个体，而是为了整合家族。名字中的辈分字把个体同整个家族联系起来，明确了个体在家族中的地位、关系、权利和义务，远远超出了个人名字的意义(王慧冬，2016)。因此，汉族人的姓名是汉族传统宗法观念的体现，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家长、群体的意志(许多会，2008)。在汉族人看来，自己与父亲同宗，均是宗族的重要存在。汉族人的名字包含了父姓和本名，父姓是父亲们的集合，它更容易使人将自我与列祖列宗和族人联系起来，而不仅仅局限于与父亲联系起来。古代的汉族人无论做什么事，首先要考虑是否对得起“列祖列宗”，是否能够“光宗耀祖”，是否会“殃及子孙”，反映汉族人的祖先崇拜。相比较，维吾尔族人的父子连名制中，父名与本名同在，父亲便与自我密不可分。在自我建构中，父亲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实到底如何？名字如何影响自我、自我认知以及自我分类？我是谁？是父亲的儿子，还是祖宗的子孙？

对此，杨群、冯意然和张积家（2019）采用提取诱发遗忘范式探讨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自我建构的特点，比较在父亲参照条件、自我参照条件、他人参照条件下两个民族被试的提取诱发遗忘的差异，揭示姓名结构与自我建构的关系。结果发现，维吾尔族被试在自我参照下和父亲参照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在一般他人参照下出现提取诱发遗忘，说明在维吾尔人中父亲参照加工与自我参照加工相较于一般他人参照加工存在着优势；汉族被试仅在自我参照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在父亲参照下和他人参照下均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说明在汉族被试中仅有自我参照加工相较于一般他人参照加工具有优势，父亲参照加工并未表现出同样的优势（结果如图1、图2）。这表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影响个体的自我建构，父亲仅出现在维吾尔族人的自我建构中，在姓名结构中父名与本名共现与否是影响两个民族自我建构差异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姓名结构是影响自我建构的重要语言因素，是导致两个民族被试父亲参照加工差异的较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由于姓名是自我的延伸，两个民族的姓名结构形式又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推论，正是由于不同姓名结构反映的深层次文化，通过语言的作用，塑造了两个民族被试不同的自我构成。由于长期采用父子连名制，维吾尔族人在自我结构中已经将父亲整合进来，父亲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因而在实验中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出现了父亲参照效应。

维、汉两民族被试在提取诱发遗忘中表现出的父亲参照效应差异还受熟悉性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熟悉性、亲密度、生活环境、个人因素等也影响个体的自我建构(戚健俐，朱滢，2002；杨红升，朱滢，2004；Zhu& Zhang，2002；杨红升，2013)。迄今为止，无论采用何种研究范式，在已有关于中国人与东方人自我的研究中，母亲总是能够进入个体的自我中。父亲能否进入个体的自我中，结果却不稳定。为什么会如此？研究者认为，他人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与熟悉性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熟悉性的本质是联系频率或共现频率的作用。维吾尔族的父子连名制使得父名与本名具有很高的共现率，本名与父名的频繁共现会使得自我与父亲建立起更强的联结，从而对自我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比之下，汉族人却将直呼长辈的名讳或者与长辈重名视为禁忌或者大不敬。在古代汉族社会，避讳是特有的现象。避讳的总原则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公羊传·闵公元年》)。避讳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汉族人的“家讳”或“私讳”。在与人交往时，也应该避对方长辈之讳，否则就显得极为失礼。汉族人实行避讳的结果不是使父亲与自己加强了联系，而是强化了区别。在重要性与熟悉性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维吾尔族人将父亲纳入了自我中，而在汉族人的自我中却不包含有父亲。

另一方面，男性地位的不同是影响自我建构的重要文化因素。维吾尔族和汉族都属于父系社会，其性别文化均具有“男尊女卑”的特点。但是，维吾尔族男性的社会地位比汉族男性更高，维吾尔族父亲的家庭地位比汉族父亲更高。维吾尔族人的父权与男权比汉族人更加典型，其社会权利的构建以男性为中心，其宗教具有父权主义的特点，强调男性的绝对统治地位。在维吾尔语的谚语中有：“男人是女人的第二个‘胡大’(即真主‘安拉’)。”这意味着，在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中，男性可以决定女性的命运，女性必须听从男性的差遣(韩宏伟，2016)。根据传统，在夫妻关系中，男性连说三声“塔拉克”(意为休妻)，夫妻关系就会终结。可见，维吾尔族男性在社会中、维吾尔族父亲在家庭中均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时至今日，维吾尔族妇女仍然承担着主要的家务劳动，而家庭的经济大权却大多掌握在丈夫的手里。比较而言，汉族的传统文化虽然也具有“男尊女卑”的特点，如主张“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三从”[妇女要“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仪礼·丧服·子夏传》)]。但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经历了多次反封建运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汉族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男女平等逐渐成为了主旋律。汉族妇女参加工作的非常普遍，妇女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男人也承担家务劳动，家庭的经济大权多为妇女所掌握。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男性经常取笑汉族男同事“妻管严”或“怕老婆”。这可能是造成父亲参照在两个民族被试的提取诱发遗忘中反应差异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人类的认知具有范畴化的特点。人类在客观世界中发现不同事物的相似性，据此分类，形成概念，这一过程就是范畴化。范畴化从差异中找出相似，从而减轻认知负担，实现认知经济。自我归类就是自我认知的范畴化。例如，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孩子？我属于哪一个群体？自我归类离不开归类的标准，这些标准一般由表征概念的词汇来承担。语言由词汇组成。姓名是语言标签，而语言标签对于类别学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分类的重要依据。语言标签促进类别归纳过程。研究者发现，语言标签的表征程度越高，类别知觉加工就越快。语言加工的自动化会使语言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其他认知过程之中。属于语言符号的姓名的激活促进了自我概念表征的激活，从而影响了自我归类。对于维吾尔族人而言，受父子连名制的影响，倾向于将自己与父亲归为一类，通过姓名反复地提醒自己，也提醒他人，我是父亲的子女。对比之下，汉族人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到姓氏中，姓氏并不特指父亲，而是包含宗族中所有的父亲和所有的族人，即“列祖列宗”以及在世的他们的所有的后人。

基金资助：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2017-GMA-004）；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YYB024）；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16XNLQ05）资助。

文献来源：杨群，冯意然，张积家.(2019).父亲参照效应的语言与文化差异：来自提取诱发遗忘的证据.心理学报,51(3),304-31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