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0后为何不愿意生娃”在微博上引发激烈讨论，人民日报发布的《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被认为“站着说话不腰疼”，有学者呼吁设立“生育基金”观点遭到诸多抨击……2019年伊始，新京报刊文就指出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还有数据显示，就连曾被冠以“中国最爱生孩子的省份”的山东省，也变得“佛系”起来。有人调侃：“女孩子不努力，可是要结婚、顺产、生二胎的”。可见，不想生，不敢生，或许已成大势所趋。
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全面严格执行着。在许多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人看来，计划生育是很残忍的政策，想生却不能生，是那一代人普遍的心理感受。
然而近年来，我国已步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但事与愿违，鼓励生育的政策收效甚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出生率12.95‰，并未达到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此前预期的1800万；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今年1月2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比2017年还减少了200万之多，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出生率是自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放开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两年下降，这预示着，全面二孩政策引起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未来很可能遭遇雪崩式的出生人口大萎缩。
政策放开后各孩次数量又有什么变化呢？数据显示，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一胎数量在明显下滑；2017年二胎数量上升至883万，比2016年增加了160万人，二胎数占总新生人口数的51.2%。这是自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占比超50%，并超过一孩出生数。2018年的分孩次统计数据并未公布，但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在统计局官网撰文表示，2018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出生人数和比重明显高于一孩。
放开二胎后出生率不升反降，更令人担忧的是，一胎生育率甚至比二胎更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认为数据背后也许反映了一个问题：随着有生育意愿人口已在一年内完成备孕、怀孕到生育的过程，积攒的生育意愿释放完毕，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并没有被激发。也就意味着，引起我国出生人口的下降的原因并不只是二孩生育意愿不够，更主要的是很多年轻夫妻连一孩都不愿意生，未来很可能将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坍塌问题。
彭博社于2018年5月21日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我国可能最早将于2018年第四季度，或于2019年正式废除生育限制，推出被称为“independent fertility”的新生育政策，也就是允许每个家庭自由决定所生育的子女个数。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家还并没有相关消息，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也在采访中表示，彻底放开、让人们自主决定生育已成为大势所趋，是今后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
然而，实施自由生育的政策，真的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2015年曾透露，据测算，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在9000多万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里，有着最强烈生育意愿的恰恰是4500多万年龄为40-49岁，已处于育龄期的末端的女性。所谓“压迫越大，反抗越大”，这一部分女性进入育龄时，生育自由受到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在政策限制解除后，又面临年龄的限制。但她们的生育意愿并没有被这些限制所削弱，反而明显高于生育自由几乎不受限制的年轻一代女性。这也就造就了2016年的生育高峰，40多岁高龄产妇占比大幅提升的局面。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独生子女政策于1979年9月起施行，但1982年到1991年的出生率不降反升(1.97~2.24％)，均高于1980年（1.8％），之后才有所下降。正如宋丹丹、黄宏在1990年元旦晚会的上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所反映的政策限制下强烈的生育意愿，即使被罚款、四处躲藏，也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或许一定的生育限制，无论是政策上的还是年龄上的，都反而能激发生育意愿。
这与心理学中一种名为心理阻抗（psychological reactance）的效应有关。Brehm (1966)认为，个体总是期望在做某件事情时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当个体感到他的任何自由行为被禁止或威胁时，都会唤醒一种动机状态，即心理阻抗。大量研究的结果均证明：心理阻抗会增加受限选项的感知吸引力，进而激发个体更强烈的动机去做出与受限选项相反的行为。
因此，我们假设：启动对于女性最佳生育能力的年龄限制感会使得女性认为生育更有吸引力，引起生育意愿上升。我们的研究通过三个子研究检验了这一假设。
研究一被试均为未婚女性，我们回收了153份自编生育意愿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女性被试距离自己认为的理想生育年龄越接近时，生育意愿越强烈，也越喜欢孩子。由于研究一仅为相关研究，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进行了研究二。
研究二采取直接操纵被试对于女性理想生育年龄的想法，研究距离最佳生育年龄的时间距离远近是否可以导致女性生育意愿变化。我们邀请了151个未育成年女大学生来到实验室进行儿童-动物内隐联想测验，考察她们在不同生育时间限制下对儿童的内隐态度差异。该范式是通过计算机分类任务中不同组合之间的反应时差异比较，考察某一概念相对于另一概念而言与属性词的自动化联结的紧密程度，从而测量出个体的内隐态度。Greenwald等研究者（1998）认为内隐联想测验建立在对内部心理过程的直接测量上，能避免自我报告中被试的自我掩饰，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研究被试对儿童的内隐态度，来了解她们由于社会期望等各种原因不愿意汇报的真实生育态度。我们在招收被试时，还询问了其生育意愿强度作为前测生育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初始生育意愿较高的年轻女性而言，启动女性对于女性最佳生育能力的时间限制可以在阈下水平提高女性对孩子的喜爱程度。并且，对于初始生育意愿较高的女性而言，启动26岁为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提升女性对孩子的内隐态度的效果高于启动32岁为最佳生育年龄。
为增强研究的外部效度，进一步检验对女性生育的年龄限制对实际上可能发出生育行为的女性的影响，在研究三中，我们的被试均为40岁以下未育或只有一个孩子的已婚女性。同时，研究三将计划生育数量和选取是否与生育有关的女性卫生用品作为测量生育行为倾向的题目。我们通过发放问卷，将被试分为生育受限组和对照组。结果发现，生育受限组被试计划生育孩子数量显著大于对照组。但被试主观汇报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相关卫生用品选择上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采用实证研究证实一定的生育限制感不仅不会降低生育意愿，反而有利于生育意愿提升。与此相似，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采取摇号政策后想买车的人反而更多，而且不管是否有车，有驾照的人都在积极参与摇号。可见，当人们意识到做一件事情的机会有限时，会更不愿放弃；而当做一件事太轻而易举时，则容易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因此，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和其他相关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如果仅以放开生育限制作为唯一政策手段来提升生育率，那么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不建议以进一步放开生育指标作为促进生育意愿的主要手段，这反而可能导致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进一步下滑；相反，一定的生育限制可能更有利于提升生育水平。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的研究仅仅是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了生育限制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从生育意愿的提高落实到生育行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尽快推出大力奖励生育的政策，解决“不敢生”的后顾之忧。
最后，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女性生育完全应该是根据自身生理、经济、婚姻状况和生活方式等来综合做出的私人决定，任何其他意见都只能当作参考。无论是否打算结婚，是否计划要孩子，是早生还是晚育，每个个体的决定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
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 (2016). 中国统计年鉴-2016.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Brehm, J. W. (1966). A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Oxford, England: Academic Press.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 Schwartz, J. L. (1998).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4(6), 1464-1480.
文献来源：
邢采, 孟彧琦, 林青青, 秦子玉. (2019). 生育年龄限制感提高女性的计划生育数量. 心理学报, 51(4), 428-436.
小编推荐心理学文章阅读：
| 姨妈也是“妈”：语言与文化共同影响自我建构 |
- 还没有人评论，欢迎说说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