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滇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生活着一个独特的母系部族，他们就是闻名遐迩的摩梭人。摩梭人生活在母系家庭中，这个家族由外祖母、母亲、舅舅、姨妈、兄弟姐妹和姨表兄弟姐妹组成。摩梭人称姨妈也为“妈”，视姨表兄弟姐妹为兄弟姐妹。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摩梭人真的将“姨妈”与“妈”等同，还是将姨妈称为“妈”仅是一种维护家庭团结的策略？新近，王斌等人采用提取诱发遗忘范式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究。
众所周知，文化影响自我建构。西方人的自我具有严格边界，自我中仅包括自己，强调自我是一个有边界的、独立于他人的实体；东方人的自我边界模糊，在自我中不仅包括自己，还包括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重要他人，强调自我与他人的依赖关系。朱滢和张力(2001)发现，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母亲。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内侧前额叶参与与自我相关的刺激加工。在东方文化中，参照自我加工和参照亲密他人加工有共同的神经表征。西方人仅在自我参照条件下激活内侧前额叶，中国人在自我参照条件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出现内侧前额叶激活，而且在母亲参照条件下和自我参照条件下所产生的神经激活水平相当。
在自我的形成和发展中，语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语言既是文化的属性，又是文化的部分，还是文化的条件。由于在不同语言中沉淀了不同文化有关人格的理论和原型，个体在掌握某种语言时，也就掌握了该语言代表的文化有关人格的看法。因此，语言影响人格。人格具有复杂结构，自我是广义人格的一部分。维果茨基(1986)认为，自我是在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不断成熟转化的结果，与他人对话是自我形成的重要因素。亲属词表征亲属关系，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婚姻和文化信息。研究表明，亲属词影响亲属关系认知。
王斌、付雅、张积家(2019)采用提取诱发遗忘范式考察摩梭人和汉族人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妈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的加工规律。结果发现，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妈参照条件下都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在一般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在姨妈参照、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提取诱发遗忘(见图1、图2)。这表明，不同文化和语言影响自我构建，在汉族人的自我结构中包含母亲，而摩梭人却将母亲、姨妈纳入自我建构中，使得母亲参照加工和姨妈参照加工产生与自我参照加工同样的记忆优势。所以如此，与摩梭的文化和语言有密切关联。
摩梭人被称为“地球上最后的女儿国”。摩梭人的婚姻形式为“阿注婚姻”。建立阿注关系的男女彼此互称“阿注”。偶居的男女不组织家庭，这种“暮合晨离”的两性关系使得摩梭人形成了母系家庭。摩梭人从小就与外祖母、母亲和母亲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将母亲及其姐妹一律视为“自己的母亲”，形成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这一由母系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单位称为“家屋”。“家屋”被摩梭人视为独立而神圣的生命实体，其价值超乎任何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屋”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也成为屋内人们的姓氏。“家屋”对摩梭人而言不是一堆木头搭成的“物”，而是凝结了摩梭人祖先长久漂泊之后定居的夙愿。摩梭人尤其强调亲兄弟姐妹厮守终生，拒绝婚姻，因为婚姻会导致“家屋”分裂。只有人在屋中，屋在心中，才能够心连心，屋永存。所以，摩梭人视“家屋”为感情的终极归宿。“家屋”的团结和谐是摩梭人内心中最幸福的向往。摩梭人男不娶，女不嫁，偶居的双方各居母家，男子除了夜晚访宿女子家外，其余时间回到自己家中生产与生活，兄弟姐妹关系最为亲近。在摩梭母系家庭中，女人的身份是母亲或者姐妹，而非妻子；男人的身份是舅舅或者兄弟，而非父亲或丈夫。摩梭人从小就与母亲、姨妈、舅舅生活在一起，与母系亲属的亲密程度最高。对生父或其他父系亲属，虽然也有共同血缘，但除了少数感情深厚者外，大多亲密度不高。汉族人虽然小时候与兄弟姐妹一起生活，长大后却各自组建了独立家庭，兄弟姐妹的关系会随着距离远、联系频率低而疏远。因此，虽然姨妈对汉族人和摩梭人而言具有相同的客观血缘关系，但他们与个体之间的亲密程度却受到联系频率影响，感情联系有着天壤云泥之别，最终导致摩梭人将“姨妈”纳入自我结构中，而汉族人的姨妈却不在自我之内。
在摩梭语中，有一个独特发音——“咪”，其基本义是“母亲”，冠于女性称谓之后是女性的通称义，冠于名词之后表示“大的、主要的、首要的”。摩梭人将母亲和母亲的姐妹都称为“阿咪”。“阿咪”在摩梭语中是一个复数概念，在所有阿咪中，长于母亲者被称为“阿咪直”(大妈妈)，幼于母亲者被称为“阿咪吉”(小妈妈)，有时甚至连大、小都不区分，更无所谓“姨”了(詹承绪等, 2006)。肖二平等发现，“阿咪”被分在核心家庭成员的长辈中。在摩梭人的观念里，所有母系血缘亲属都是自家人，很少刻意区分谁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认为母亲及其姐妹都是母亲，亲生或非亲生的区分并不重要。过去，很多摩梭孩子直到成年后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有时非生母比生母对自己还要好。只要来自同一“家屋”，就是亲人，就是“同一根骨头”，不分彼此。因此，“阿咪”称谓不仅表达了个体对姨妈的尊重，也拉近了个体与姨妈之间的心理距离。母亲与姨妈共享“阿咪”称谓，个体对她们也就产生同样的态度。“阿咪”的慈爱不仅弥漫在每一个摩梭家庭里，更是摩梭文化的主旋律。摩梭人在反复使用“阿咪”来称呼母亲和姨妈时，与所称呼者的“母子”关系便得到了确认和巩固，同时也隐含着实行由“母亲”称谓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亲近态度，使他们在心理、情感上将母亲和姨妈看得同等重要，并且使这种“母子”关系得到了较好的维持和运作。因此，摩梭人视“姨妈”如生母，“姨妈”和生母均被纳入自我中，使得自我结构的边界比汉族人更模糊。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很多摩梭人从“家屋”中分离出来建立了独立家庭。但是，千百年来的摩梭母系文化、“家屋”本位文化仍然根植于年轻一代的摩梭人心中。
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证实了文化和语言均与自我休戚相关。独特的母系文化和由此衍生的亲属称谓共同影响着影响着摩梭人的自我的形成和发展。
基金资助：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语言影响人格：来自双语者与双言者的行为与生理证据”(项目编号：17XNL002)阶段性成果。
文献来源：王斌, 付雅, 张积家. (2019). 语言和文化对自我参照条件下提取诱发遗忘的影响——来自汉族人和摩梭人的证据. 心理学报, 51(4), 450-46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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