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本应当热热闹闹走家串户的新春佳节,我们都自觉地遵守着居家隔离要求。“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地区,但是对受灾同胞与疫情发展的关心和关注却丝毫不减。这场疫情不仅影响着武汉、湖北等各个地区,更是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
如果有时光机,让我们按下后退键,将记忆拉回到武汉封城的那一段艰难时期,当时的你是在武汉、湖北其他地区、湖北接壤地区还是其他的省市呢?你对疫情的风险有怎样的感知、是否也感受到了焦虑情绪呢?请你想想在疫情暴发时,距离疫情最严重地区(武汉)越近的人们的风险认知和焦虑体验是更高还是更低?
上面问题中所涉及到的两类现象分别被称为“涟漪效应”和“心理台风眼效应”。
“涟漪效应”是描绘风险事件影响的一种形象比喻, 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水中,被砸中的那一点波动最大,外围水域的波动程度随着与中心点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投入水中的石头质量越大,形成的水波就越深,波及范围也越广。例如当前热议的美国“黑人男子死亡”引发的多国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甚至蔓延至欧洲、新西兰等国家地区,就是“涟漪效应”的真实写照。正如一部名为《涟漪效应》的电影中所说:“战争如同扔到平静水平的一块石头,它的涟漪会不断地向外扩散,绵延不止”。一些研究表明,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身处不同地区民众的心理状态可能呈现出“涟漪效应”,即越靠近危机事件中心区域即最危险区域,人们对事件的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体验会越高。例如,在地震灾难中,处于地震带上的重灾区人们在风险认知以及负性情绪水平和应对行为上都比非重灾区更高。
除“涟漪效应”外,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李纾教授团队曾借用气象学的“台风眼”现象对灾难所引起的另一种心理反应进行了形象描述,提出了“心理台风眼效应”。台风外围空气旋转剧烈,而处于中心的风力流动反而相对微弱。与之类似,与灾难事件的时间距离越近,民众的焦虑情绪水平反而更低;与灾难事件地点距离越近,民众心理也越平静。国内谢晓非教授团队和时勘教授团队也分别对此台风眼效应的存在进行过科学的验证。例如,当时武汉的疫情暴发时期,远离疫情重灾区的人们都“全副武装”出门,而武汉地区却有人因“不戴口罩”而受到治安处罚。
到底什么时候产生“涟漪效应”什么时候产生“心理台风眼效应”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科学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不由让人想到心理学经典的“半杯水”问题,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看到了“还有半杯水”的幸运,有的人则看到了“只有半杯水”的不安。此外,也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灾难时期的不同人群对于危险与安全评估的差异可能是因为视角不同造成的。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对以往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心理台风眼效应”相关研究按照时间进行归类梳理发现,台风眼效应真的与人们所处的不同视角有关。当采取旁观者视角评估疫情严重地区的民众感受时, 大部分研究结果支持了“心理台风眼效应”。而当采取自我感受视角时, 以往研究结果并不统一,有的验证了“心理台风眼效应”,有的则与“心理台风眼效应”不一致。以往研究大多在不同类型的灾难风险事件中分别进行了当事人或旁观者视角的检验,而在同一突发疫情事件中,基于当事人与旁观者的不同视角时是会表现出“涟漪效应”还是“心理台风眼效应”呢?以往关于突发事件风险认知的研究大多在灾难发生后和结束后进行。当前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民众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疫情的现实威胁,不同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以及数据收集期间的发展趋势截然不同, 那么处于不同疫情严重程度地区的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情绪会表现出怎样的规律呢?特别是当基于当事人和旁观者两种视角时, 会表现出“涟漪效应”还是“心理台风眼效应”呢?佐斌教授课题组重点对此进行了研究。
在因防控疫情武汉“封城”后的一个半月内,我们对全国34个省(市)4833名民众的风险认知与焦虑进行了当事人视角和旁观者视角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1)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不同程度疫情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存在类似“涟漪效应”的趋势, 疫情严重地区大于其他地区; (2)基于旁观者视角, 民众对武汉居民的焦虑和对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数量的评估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 (3)基于旁观者视角, 在风险认知上, 低风险地区民众对武汉居民的评估低于高、中高及中风险地区的评估, 部分支持“涟漪效应”; 研究还发现“边缘带效应”,也就是说中间地带或中等风险地区的风险认知低于两端的现象:如基于旁观者视角时,相比武汉和湖北接壤省市,湖北其他地区民众具有最低风险认知;以及“心理可控阈限”,也就是说风险认知的“不可控性”并不受到不同程度疫情的影响。
具体而言,基于当事人视角时,处在不同疫情严重程度地区的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均存在“涟漪效应”;基于旁观者视角时,不同地区民众对“武汉居民”在焦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的评估均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而在对“武汉居民”的风险认知上却部分支持“涟漪效应”。与归因领域经典的“当事人旁观者偏差”部分类似,旁观者视角观察他人行为时,人们更多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其内在特质,而当事人视角, 人们对自己行为则倾向于情境因素的解释。本研究结果也呈现出类似的心理规律,当旁观者视角时,远离疫情中心或者处于低风险地区的民众通过媒体所接收到的信息往往强调了武汉的防疫力度之大、居民生活在多方面受到影响等,人们可能更多地将以上现象归因为武汉居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不良心理状态,因此在侧重个人感受与需要的方面,例如焦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会表现出“心理台风眼效应”;而关于侧重灾难事件本身的方面,如对疫情的风险认知,靠近疫情中心或处于高风险地区的民众对疫情有切身的直接体验, 则表现出“涟漪效应”;同样, 在与自己相关较高的当事人视角下,无论个人倾向还是情境倾向的变量均会表现出类似“涟漪效应”的趋势。
本次疫情从武汉开始暴发,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扩散,由于正值春节,巨大的人口流动数量使得疫情严重程度并不仅仅随着地理空间距离的变化而变化,且疫情形势变化十分频繁和迅速。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共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定义疫情严重程度:与武汉的地理距离、当日累计确诊病例以及民众的主观心理距离,是客观与主观、静态与动态并存, 相对全面且科学的定义方式。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当以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某个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时,得到的规律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基于当事人视角时,以当日累计确诊病例来定义时,民众的风险认知焦虑表现出了“边缘带效应”;而基于旁观者视角时,则是以地理空间距离作为划分标准时,民众对于武汉居民的风险认知评估表现出了“边缘带效应”。这说明,研究中对各个地区疫情严重程度的划分方式将会对民众心理状态所呈现出的规律产生影响。本研究为多种方法定义疫情严重程度所带来的不同结果提供了直接证据,同时也可以作为应急事件中公共心理卫生防护措施制定的依据。
本研究发现对于深入理解“心理台风眼效应”提供了“当事人−旁观者视角”及差异的直接证据,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认识灾情中的“心理台风眼效应”。同时,本研究也为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的应急管理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相关心理依据,对于客观了解与评价疫情状况有启发。基于旁观者视角时,相比处于疫情中心区的民众,低风险地区民众对于武汉居民的焦虑和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数量的评估更高,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因此,在应急管理和心理援助工作需要评估与传播有关疫情的真实状况和对民众影响程度的时候,工作人员应当对重灾区的幸存者等民众的相对低焦虑和风险评估等数据保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因为灾民所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受到“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影响。同样,“涟漪效应”和“边缘带效应”也提醒公共应急管理和灾难心理援助需要综合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评价情况特别是灾难事件的客观行为后果作为依据。
全球范围内人们与新冠疫情的战斗还在继续,疫情与后疫情时期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心理学问题。“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只有需要理解的事物。现在是我们理解更多事物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害怕的事物才有可能越来越少”。探索心理规律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我们在路上。
成果文献:温芳芳, 马书瀚, 叶含雪, 齐玥, 佐斌. (2020). “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不同程度COVID−19疫情地区民众风险认知与焦虑的双视角检验. 心理学报, 50(9), 1087−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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