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研究人的“心动”而不是身外的“风动”对个人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市场造成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是行为经济学这个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领域的奠基人和引路人。行为经济学既然是一个舶来之物，就必然会有翻译的问题。但翻译绝不是机器翻译那么简单，是极聪明的人才能做好的再创造之事。
01_Simon：西蒙 vs 司马贺
第一位与心理学（特别是中国心理学界）有瓜葛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是Herbert Simon。
Simon执教于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他证明了不搞人工智能的法学博士就不是懂得经济管理的好心理学家。
他是最早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的国际学术大家之一。1972年，在尼克松的破冰访华之旅后不久，Simon作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成员首次访华；1980年他作为美国心理学代表团成员再次访华。作为美国认知心理学和决策心理学的主要开创者，Simon来华学术交流不仅直接引进了西方主流决策心理学理论，也间接推动了中国当代决策心理学研究。
然而，他名字的翻译却有各种版本。
计算机领域的人将Herbert Simon翻译为赫伯特·西蒙，而心理学领域的人将Herbert Simon翻译为司马贺。这个复姓“司马”、单名“贺”的组合，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已故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为他起的。陈立先生在三十年代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杭州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名誉校长。他与Simon先生颇有缘分，八十年代就邀请他到杭州大学举办学术讲座。晚年两人还一直通信讨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陈先生学贯中西，中英文功底皆为深厚，能起如此典雅的名字理所当然。
另一种说法是该名字是已故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荆其诚为Simon先生量身定制的。荆先生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见过该校具有中西合璧风格建筑（Catholic University在涛贝勒府）的人，定不难想象Herbert Simon的中文译名会是这般“信达雅”的司马贺。
一个人同时有了2个中文译名，我觉得挺好。看到赫伯特·西蒙，便会从字面上猜到这是计算机领域的人写的文章；看到司马贺，便会从字面上猜到这是心理学领域的人写的文章。从而也就会对文章内容有个“定势”的判断。
02_
Prospect Theory的译名
第一位完全以心理学背景而获诺贝尔经济奖的人是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和另一位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故事被迈克尔•刘易斯 (Michael Lewis) 写成畅销书《思维的发现》（The Undoing Project：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该书将“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是相识一场，不负遇见，不谈亏欠”这句箴言演绎到极致，令人唏嘘。
从Tversky 和 Kahneman的名字的字面上很容易看出，他们都是犹太人。二人合作的结晶Prospect Theory在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被誉为“在人类科学中，很难找到一个理论比Kahneman和Tversky的理论更有影响力”（格劳梅耶心理学奖评委）。但也给中国人挖一个大大的译名的坑。自2004年Kahneman被邀请在北京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做主题演讲以来，Prospect Theory在国内曾被翻译为“期望理论”“视野理论”“前景理论”或“展望理论”，不一而足。为了避免与“期望值理论”(Expected Value Theory) 产生混淆，同时保持该理论将人类风险决策行为的机制描述成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种形式的期望 (expectation)值的灵魂，在“预期理论权重函数π的由来、质疑及 Tversky 的阐释”一文的注解中，笔者将其改译为“预期理论”。这个版本已被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风险认知与决策课题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策课题组沿用至今。当然，我并不预期这个版本会被其他学科背景的人群所采用。
03_Gerd Gigerenzer的中文译名德国“Max Planck (马普)人类发展研究所”的Gerd Gigerenzer研究的heuristic，与司马贺研究的heuristic不一样，他研究的bias与Kahneman研究的bias也不一样。当Gerd来北京做学术交流时，我得知他交予刘永芳教授翻译的《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已经于2002年出版。但我注意到译著中作者的中文译名“哥德•吉戈伦尔”中规中矩，便对他说起荆先生为Simon取名司马贺的那段佳话。听罢，或许他觉得起得好的中文名字会与获诺奖有神秘相关，便也要请荆先生为其取名，并当即决定在他新书的中译本中弃用“哥德•吉戈伦尔”，等着改用荆先生取的中文名字。经过这番折腾（Z-turn），荆先生不仅为他想好了中文名字，所里还赠与他一枚他看不懂是何字体的中文签名章。于是乎，由刘永芳教授再翻译的《适应性思维：现实世界中的理性》（2006年出版）、《有限理性:适应性工具箱》（2016年出版）以及国内其他译者翻译他的书都无例外地印上了作者“吉仁泽”三个字。
04_风险决策涉及的译名行为决策是研究靠研究风险决策（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起家的。风险决策研究探讨人类在风险情境下如何做判断与选择。法国数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和费马（Pierre de Fermat）在1654年尝试为赌徒们提供一个标准化的赌博策略，发展出了风险决策的第一个理论：期望价值理论。风险决策离不开对概率事件的描述。然而，概率是舶来品。中国本土并无“概率”一说。有研究表明中国人极少使用数字概率表示不确定性，所使用的文字概率词也很局限，因而推断中国人更倾向于“非概率思维”（non-probabilistic thinking）。如，英文中的percent一词源自拉丁文per centum，per是“每”、centum则是“百”的意思。中文并无对应之词。“仙”是粤方言词，是清朝时期对西班牙文(Centinos)或英文(Cents)表达的低面额的铜质辅币的音译，统称“铜仙”，意为1分钱的币值。现在港币（Hong Kong Dollar）和澳门币（Macau Pataca）仍沿用此单位，港币1仙为港币1分钱；1澳门币可被分成100仙 (Avos)。另外，粤语区还视“美仙”为美元1分钱。根据其英文发音，东南亚华人华侨常将百分比（%）称为巴仙；在台湾闽南语中，则根据日文（日语：パーセント，转写：Pāsento）发音，将百分比（%）读作趴线豆、趴线或趴，一些大众媒体将其俗写为“趴”。文字概率表达的中英文比较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汉语的“可能”所表达的不确定程度是否对应于其英语翻译词“perhaps”的不确定程度？英语文字概率“probable”对应的数字概率约为“0.74”、“possible”对应“0.38”、“perhaps”对应“0.39”。这三个词都可以翻译成中文的“可能”。但是，其所代表的数字概率值却发生了改变。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中文文字概率“可能”所对应的数字概率约为大于一半一半的54.99%。这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比如，美国领导人如是说“It’s possible that the nuclear warfare will break out”，中国领导人所听到的翻译可能是“爆发核战争是可能的”或“可能爆发核战争”。虽然翻译是准确无误的，但中国领导人对文字概率词“可能”的理解（54.99%）很可能高于美国领导人实际用“possible”想表达的心理概率值（38%）。这种概率理解导致的心理偏差（bias）甚至能够决定此类摧毁人类文明的大事是否发生。
05_中英文“风险”的语义差异英文“risk”翻译成中文“风险”应是没有异议。然而，中国人理解的“风险”与说英文的国民理解的“risk”是一回事吗？譬如，红色在进化中有表示风险（危险）之意。若要求说中文的人在下图“圈出”一小块面积以表示中文“红色”的意思；要求说英文的人在下图“圈出”一小块面积以表示英文“red”的意思，那么，如果“红色”的意思与“red”的意思完全一样，这两类人画出的圈子应该在统计上是重叠的。
然而，希腊裔美籍的跨文化心理学鼻祖Harry C. Triandis教授在新加坡告诉我：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很可能会画不出重叠的交集。这就意味着“红色”与“red”代表的含义不同。
据北京大学谢晓非课题组的研究，中国人对“风险”的理解是辩证的。即，风险既包括“危险”又包括“机遇”的含义。来自马普所的李赢等人利用Macroscope（http://www.macroscope.tech）对英文“risk”单词做了1850-2000年间的分析，结果发现：英文单词“risk”的含义随着历史变迁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8世纪，risk与danger、hazard等词语义相近，更多地表示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但近些年来，risk拥有较少自然（natural）方面的含义，而增添加了更多社会（social）色彩。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从1800-2000年间，risk与其同义词danger、hazard相比，使用频率越来越多，但是其效价（积极消极程度）却在变低，即，risk这个英文词变得更消极了。
如此看来，中国人理解的“风险”与说英文的国民理解的“risk”不是同一回事，到头来，我们彼此间的交流形同“鸡同鸭讲”，所说的不是一回事（two languages do not talk about the same thing）。看到这些差异，也就看到了翻译的魅力之所在，看到了翻译人的睿智。
作者/李纾（《心理学报》主编、中国心理学会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创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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