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说充气娃娃，有人开始想歪了。
没错，波波娃就是一个充气娃娃，一个5英尺高的充气不倒翁。
4年中，它在班杜拉的攻击性动作的社会性学习研究中一共被殴打了——343次。
可以说这是为了心理学的研究勇敢地奉献了自己的一身。
波波娃长什么样呢？
大概就和巴巴爸爸差不多吧。
长得这么可爱也要被打
波波娃被打了，为什么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呢？
第一，因为波波娃挨打，直接导致了电影分级制度的诞生。
1968年，美国国会根据班杜拉的研究结论，颁布了电影分级制度的管理法令，对儿童、青少年应该或能够观察的影片内容做了严格的限制。因为班杜拉的研究发现，影片中的暴力、攻击性动作会引发儿童的模仿。这对儿童将来的人格发展、社会化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作用。
电影分级制度逐渐在世界各国被采用。这充分体现了心理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即，心理学的实验不仅仅是在实验室中的数字游戏。心理学的研究应该直接指向社会现实，关注大众生活的福祉。
第二，波波娃每被打一次，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就精进一层。
班杜拉的研究生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根据官方网站发布的学术生平，从1956到1966年期间，班杜拉的研究聚焦于“青少年情绪问题”“社会学习”“攻击性”等几个具体的主题。1966年以后，班杜拉开始了整体理论的建构，此后发表的文献和著作都转向了整体性、框架性的话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的四篇“波波娃实验”报告，则体现了班杜拉自己从具体主题的研究向整体理论建构逐渐聚焦的过程。在这个层面上，“波波娃实验”是领会班杜拉整体理论建构过程的历史性枢纽。
1961年，班杜拉考察了儿童观察模特对波波娃的攻击性动作对儿童自身攻击性动作表达的影响。波波娃被殴96次，其中模特殴打24次，儿童殴打72次。
1963年上半年，班杜拉考察观看影片对儿童攻击性动作的影响。波波娃在影片中被殴打2次，并有96名儿童参与殴打。
1963年下半年，班杜拉考察替代强化或替代惩罚对儿童攻击性动作的影响。在儿童观看了两个模特打斗的影片之后，波波娃受到了80名儿童的殴打。
1965年，班杜拉通过影片考察了替代强化、观察学习对儿童攻击性的影响，波波娃在影片中被殴打3次，另有66名儿童参与殴打。
斯坦福大学幼儿园殴打事件
从1961年到1965年，班杜拉完成了对攻击性、模仿学习、替代强化等几个具体议题的整合，形成了社会学习理论的整体架构。总体上，这四个研究层层递进，全方位地探索了攻击性动作的模仿学习规律，并检验了替代强化的作用效果。这种排列关系体现了班杜拉从具体的、独立的研究主题逐渐趋于整合的理论建构过程。因此，当我们分析波波娃实验的时候，需要将这四个研究串联起来考察，而不应该只关注其中某一个。
第三，波波挨打，却完成了心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
波波娃实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研究超越了可直接观察的现象而揭示了那些不可直接观察到的因素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从上面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空白条件下，儿童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动作与奖励条件一样多。这表明，替代奖励并不是提高了儿童的攻击性动作的表达，相反是替代性惩罚抑制了儿童的攻击性表达。这就意味着，无论影片的结局如何，儿童都已经习得了攻击性动作，只是在某些条件下不表现出来。
这个结果与托尔曼的潜伏学习的结果有异曲同工之妙。波波娃实验的结果也揭示了某些“看不见的东西”。
这些“看不见的东西”除了社会公众以及政府意识到儿童成长过程中社会学习和文化环境的重要影响之外，它们还推进了心理学从行为主义向认知主义的进展。
巴甫洛夫观察食物、铃声与狗的唾液分泌之间的关系；华生观察声响、豚鼠和小阿尔波特情绪反应之间的关系；认知神经科学观察输入刺激与大脑特定部位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可以被观察的对象，尽管观察的尺度不一样，但这些内容都可能被赋予某一个或一些物理事件。
班杜拉的波波娃实验最终比较了有替代强化、替代惩罚和空白条件之间的差异，从三种条件之间的差异中“发现”了儿童在观察过程中发生的潜在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新行为主义正是这样，通过对“看不见的东西”的探索，逐渐脱离了经典行为主义的桎梏，转而助推了认知主义的进程。认知主义学习了行为主义的科学研究范式，通过理论假设的设置和实验设计的精确控制，用科学手段探索了心理过程中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例如，心理旋转的研究、短时记忆信息提取方式的研究等等。其研究的对象是纯粹的心理过程，并不能直接地对应于某一些物理的或神经的活动。研究者之所以能够通过可计量的指标探测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先要有一个理论假设，即，什么样的物理活动的改变能够表征我们将要探讨的心理过程，如反应时、正确率，或者肌肉或神经活动的强度等。事实上，研究者是先假设了一个心理-物理函数，然后再通过实验数据来验证这个函数。也就是说，今天的认知心理学应该是理论驱动的研究，先有理论假设，建立函数模型，再经过实验事实来检验模型和假设。
所以，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数学。
最后，谨以此文缅怀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先生。
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2021）
参考文献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1961).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imitation of aggressive model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575-582.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1963). Imitation of film-mediated aggressive model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3-11.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1963). Vicarious reinforcement and imitative learning.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Psychology, 67, 601-607.Bandura, A. (1965). Influence of models’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ies on the acquisition of imitative respon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 58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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