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是《圣经》中记载的智慧典范：作为古以色列王国的第三任国王，治国有方，审判公正，对人生富有洞察力，诸多关于人生的格言收录于《圣经》，“智断亲子案”更是家喻户晓。然而，面对涉及自身的重要决定时，所罗门国王却不那么智慧，例如滥用权力，私吞国库，处理不好家庭关系，还为自己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等，为王国后来的分裂乃至灭亡埋下了种子。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大多数人都会出现类似“所罗门悖论”(Solomon’s paradox)的现象，即对他人遇到的困境与冲突往往可以进行智慧推理并给出智慧的建议，而面对自身困境与冲突时则缺乏智慧。试想一下，所罗门若是中国古代的君王，在“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中国文化下，能否被视为智慧典范？回到所罗门悖论的心理学研究上，该现象目前主要在以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及民主(Democratic)的“怪异”(WEIRD，由上述五个首字母组成)群体中得到验证，能否外推到其它文化，在中国文化下是否有不同的表现？
所罗门悖论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人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明该现象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不过，对于西方人，亲朋好友的事，只要不涉及自己，基本都可以做到旁观者清，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则不然，面对我们比较重要的人时，很难做一个合格的旁观者。古代名医淳于意的故事就可以体现这一点：有一次父亲生病，药方中有一味药有毒性，但由于病人是自己父亲，他抓药时再三思量减少剂量，导致迟迟不见效，后来有一天他有事外出，徒弟将这味药适当加大剂量，才将他父亲的病治好（《史记》中记载很多淳于意所述医案，但不包括此条，本故事可能是后人附会）。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可以用文化心理学者提出的中西方自我类型的不同来解释：西方人大多持一种边界明确，强调自我与他人区别的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而在儒家文化与集体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人大多以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为主，这种自我中包含亲人、朋友等重要他人。
为探究当朋友是“当局者”时，中西方人能否相对于自身做到“旁观者清”及其背后机制，我们一共做了4个研究。研究1以中国人与美国人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其在面对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在朋友身上的人际冲突时的智慧推理差异，智慧推理主要包括认知不同观点、辨识变化或多种结果、智识谦虚、优先寻求妥协或解决办法及局外人视角等五个不同方面（想了解更多有关智慧心理学研究，可查看我们发表在“心理科学进展”公众号的“智慧人生跑道”与相对应原文）。研究发现，与以往研究相同，美国人存在所罗门悖论现象，而不同的是，中国人在两种情境下的智慧推理水平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中国群体中，高独立自我者同样存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象；而低独立自我者在两种冲突情境中无显著差异。研究2-4以中国人为对象，采用让被试填写与家人或好友的不同与相同之处及其可能原因，来启动不同类型自我的方式进一步考察该现象，发现当启动独立自我时，中国被试同样会出现与美国人类似的情形，即存在所罗门悖论现象；而当启动互依自我时，“当局者”与“旁观者”的智慧水平无显著差异。
不过相对于独立自我，互依自我因为没有清晰的自我边界，自我中包含重要他人，在与他人，特别是亲密之人发生冲突时，能够兼顾他人视角，作为当局者，往往智慧水平也还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亲密好友与别人发生冲突时，感觉比自己遭遇冲突还要严重，使得无法做到“旁观者清”，两者可谓“功过相抵”。这种文化差异就好像造成了当局者与旁观者的智慧水平某种平衡，而突破这种平衡与限制，迈向更高层次的智慧，离不开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Henrich等在Science发文指出现有心理学研究大多以“怪异”（WEIRD）样本为主，探究人类心智与行为的普遍性规律离不开来自不同文化、更加多样性的样本；同时以“怪异”群体为镜，也可以增进我们对自身的了解。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未来各个文化间将形成坚固的壁垒，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各文化间冲突，如今这一预言正在逐渐“自我实现”，外加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加剧，因此很有必要增进文化间的了解，提高处理冲突的智慧水平。
文献来源：魏新东, 汪凤炎. (2021). 自我−朋友冲突情境下智慧推理的文化差异及其机制. 心理学报, 53(11), 1244-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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