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互联网出现一首刷屏神曲，名为《感觉身体被掏空》。歌词大意是，夜幕笼罩了朝阳公园，老板出现要求加班。白领职员内心疯狂抱怨：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戴了两年半、作息紊乱……最后悲愤交加：感觉身体被掏空，我要去云南，告别回龙观！
这首魔性合唱曲，唱出了都市白领的共同悲喜，也让北京“回龙观”火爆全网！一时间，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一席”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提起回龙观，“睡城”、“堵城”是其外号，上下班过长的通勤时间一直困扰着回龙观的居住者。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几乎合二为一，通勤距离和时间并不长；如今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中国主要城市正在进入一个整体性交通拥堵的时期。其实，回龙观只是“大城市病”的缩影，过长的通勤时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痛点。
这种现象对人们的幸福感有怎样的影响？怎样才能跨越“被掏空”的通勤陷阱？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城市规划、企业管理和个人都有积极的启示。我们选择“北上广深”的“广州”开展研究，一是因为广州等南方城市的商业氛围活跃，这与北京等北方城市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是笔者在广州生活了十年，对该城市的通勤体验比较深刻。我们的研究便针对广州白领的通勤时间决策进行了探讨。
心理学家还没有建立通勤时间决策的理论。经济学告诉我们，通勤时间的决策是理性人权衡通勤成本与收益的结果,认为通勤时间增加必然可以由低廉的房价(房租)和高薪酬的工作得到补偿。现实情况果真如此吗？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所以，经济学的理论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相反地给我们提出了悖论难题！这种“通勤时间延长未必换来相应补偿”的效用失衡现象，就称为“通勤悖论”(commutingparadox)。
管理学家提出的“工作−家庭边界”理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借鉴这一思想,我们将通勤视为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的过渡带。我们知道，工作与家庭边界包括物理、时间、社会和心理四种属性。那么，通勤作为工作与家庭边界的过渡带,也应该包括了物理、时间、社会和心理四种过渡带。所以，要破解“通勤悖论”，需要注意四种通勤过渡带，特别是社会属性（socialtransition zone）和心理属性（psychologicaltransition zone）两种“隐蔽”的过渡带！
我们的数据验证了关于社会过渡带的理论观点：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下，配置等量的通勤时间会形成不同的幸福感。未婚白领的幸福感随通勤时间持续下降；已婚白领的幸福感随着通勤时间先下降后上升。这说明通勤时间确实连接了工作关系(如上下级、客户)和家庭关系(如夫妻、子女)。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减少单身者的比例，构筑通勤的社会过渡带,是克服“通勤悖论”和应对“职住分离”的可行举措。
我们的数据还发现，在通勤1.75小时~2.75小时，白领职员陷入了通勤时间陷阱。也就是说，通勤时间延长真的换来相应补偿（如低廉的房租或房价、出行便利、高薪酬）。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陷阱！设想一下：职员加班后感觉身体被掏空，真的要吃饭休息了，但是为了换来低房租或房价，耗费多一点时间通勤是值得的，谁还需要睡觉？
这些结果只是部分地回答了通勤悖论的问题，我们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去研究怎样才能跨越“被掏空”的通勤陷阱？用什么心理技巧可以防止幸福被掏空？答案是：强化通勤的心理过渡带。人们可以采用心理策略（如心理解脱、放松），把通勤的物理、时间和社会属性重新组合起来,建立起自己的心理过渡带,以此来管理自身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我们的数据发现，社会过渡带不同时，心理过渡带有别。在下班路上，未婚职员需要侧重心理解脱,已婚职员需要侧重放松体验。
神曲“感身空”夹杂了都市青年上班族的心酸和憋屈，也折射出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管理问题。我们对通勤时间决策的探讨才刚开始，在提出通勤过渡带的理论框架之后，还会针对具体内容展开相关的研究，比如工作幸福感、子女数量、领导方式、组织支持、通勤方式和城市特征等一系列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或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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