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在你身、痛在我心：共情对灾后亲社会行为的激发

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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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无数人的心理因疫情蒙上了阴影。相信最近这一个多月，很多人同我一样，每天都在关注疫情的发展，心情也随之起伏。我们会因疫情的爆发感到恐惧和焦虑，会因患者的离世感到哀伤，会被医护人员的奋不顾身深深感动……

虽然宅在家里也是在为“抗疫”做贡献，但当我们看到无数医生、护士、警察、教师、快递员、外卖骑手…这些各行各业仍坚守在一线的工作者时，我们仍会感到汗颜。特别是当从新闻媒体看到疫情严重地区的悲惨境况时，更是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想要去为“抗疫”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在目睹他人遭遇苦难时内心会有想要帮助他们的冲动呢？最新发表在《心理学报》的一项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文超，伍新春，2020）。虽然这项研究的对象是地震灾难的幸存者，但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同样适用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共情实际上，之所以我们在目睹了他人的不幸遭遇后会产生助人的冲动，这与我们与生俱来的共情能力密切相关。共情，或称同理心，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的一种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准确地体会到他人的感受，并且理解这些感受的含义。当我们目睹他人的不幸时，由于共情能力的存在，他人的痛苦境遇会引发我们的共情体验，我们会对他人所遭受的不幸感同身受。人类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系统是共情产生的主要生理基础，当目睹他人的痛苦时，个体大脑中的一些区域会被激活，并产生与他人相似的痛苦感受。正所谓“疼在你身、痛在我心”，也就是说，当我们直面他人的苦难时，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经受苦难。除此之外，共情还会让我们产生怜悯和同情等情感反应，而共情所具有的动机功能会促使我们去采取行动帮助别人，以缓解目睹他人苦难所引起的痛苦感受。灾难事件无疑会给受灾者和幸存者造成巨大的创伤，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灾难的亲历者，作为灾难事件的旁观者同样也会出现创伤体验，即替代性创伤。那个深夜追着殡葬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小女孩，那位90多岁高龄为了给60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老奶奶，那个为救母亲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女子，那个写下“能”和“明白”并摁上红手印却最终牺牲的医生…… 这次疫情中，有太多事件会冲击我们对这个世界原有的信念，我们曾经以为这个世界是安全的，自己的生活是稳定的，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是健康的。但是，当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时，我们会发现人类在灾难的冲击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们会困惑，会迷茫，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并最终得到积极的答案时，实际上就在经历一个创伤后成长的过程。

创伤后成长正如尼采所言：“那些杀不死我们的，都会使我们更加强大”。创伤事件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如出现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症状。但经历创伤事件后，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关于自我和人际的态度等都会相应发生改变，有可能变得更加积极，即出现创伤后成长。而创伤后成长水平的高低是与自身的共情能力密切相关的。暴露于创伤情境是创伤后成长产生的前提，在疫情发生后，共情能力高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悲惨遭遇的影响，致使他们出现更大的心理压力并产生恐惧、焦虑等情绪，而这些压力和负面情绪，会迫使他们去思考创伤的意义，从而有可能促进心理的成长。参加志愿者、捐款、捐物、献血等亲社会行为正是创伤后成长这一创伤后的积极心理反应在行为层面的具体表现。那么在遭遇创伤事件后如何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成长并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加呢？实际上，在积极心理学家塞利格曼看来，除了个体层面的积极特质（共情）外，主观层面的积极情绪和集体层面的积极环境也是积极心理(创伤后成长)和行为(亲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共情这一心理特质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创伤事件，引发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如感恩等，并通过促进社会联结和支持寻求，从而有效减轻创伤后的心理症状，并帮助个体在遭受创伤后出现更多的积极转变。

感恩高共情者更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看待问题，认识到别人为自己或他人所做的贡献。一般来说，感恩被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人善行或从他人善行中获益后产生的一种积极情绪。共情能力较低的人，难以认识到别人为他们所做的牺牲，甚至有可能认为别人的利他行为背后的动机是自私的，从而也就无法产生感激之情。感恩作为个体创伤后常见的积极情绪，有利于个体获得更多的心理资源，使个体对他人和外界环境抱有更为积极的认知，而这种积极的认知方式，有助于促进自我体验、人际体验和生命价值观的改变，进而激发创伤后成长。感恩还可以促进受惠者对于他人帮助的积极认知，认识到自己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好处，并激发受惠者产生积极的动机和行动，出现“恩泽传递”的现象。因此，受到他人帮助后能够激活个体帮助他人的意愿，个体更愿意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而且这种亲社会行为的激活不仅局限于个体所感激的对象，而且具有扩大化的表现，即使是对陌生人也会如此。对于这次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来说，自然会对医护人员产生感恩之情。而作为非感染者的我们，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也同样会被医护人员们的付出深深感动。我们的共情能力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作为医护人员的艰辛，认识到他们能在当前的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们会感恩于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从而会生出想要为他们、为现在的疫情防控做些什么的愿望。

社会支持共情除了可能引发感恩这一积极情绪外，还有利于个体社会支持的获得。高共情者更愿意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感受，并将对于他人的感受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过程有助于增进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促进人际间的交流。也就是说，共情有利于个体分享自我的情绪体验，实现人际合作，从而获得和感知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当个体拥有亲密而稳定的社会关系时，就更有可能感受到被关爱，拥有更高的安全感，从而促使他们变得更加慷慨，乐于助人；相反，社会支持较低的个体则更倾向于用消极的心态来解读周围环境，把世界看作是充满敌意的，并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环境因素是影响个体在危机事件后能否获得成长的关键，社会支持是环境因素的重要指标，充分的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得以自由地与他人谈论创伤经历和相关情绪。因此，社会支持有助于引导个体重构创伤后的世界观，从而促进创伤后成长和亲社会行为。当我们宅在家中孤寂无聊之时，不妨打开聊天窗和朋友发个信息。更多的社会支持不光会补充我们自身的心理资源，也会让我们更愿意去帮助别人，为当前的抗疫工作多做一份贡献。不过，虽然共情所引发的替代性创伤体验有助于个体心理的成长和亲社会行为的增加，但如果过分关注疫情相关的负面信息，却也会导致个体出现更多的负性情绪，如恐惧、担心、内疚等，甚至可能会引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症状。因此，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要学着让自己适时“断网”，必要时能够切断过于密集而强烈的负面信息轰炸。要认识到，不去过度关注疫情严重地区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自己“麻木不仁”。我们作为普遍大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照顾好家人和朋友，善待来自疫区的同胞，遵守当前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就已然是在为抗击疫情做贡献。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冬天已经过去，春天悄然到来。希望大家都能尽快走出疫情的阴霾，让创伤所激发的关爱、感动与成长，常驻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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