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靠打拼成为乡村“先富起来的人”，为什么会突变为残暴的恶魔，一夜之间连杀8人？而这其中，有他的情人，他所雇用的工人和以前的老客户，甚至包括一名两岁多的孩子。“就是想带几个人去做伴，别的没什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时，熊振林坦言自己对生活比较绝望，生意和婚姻都不顺。在熊振林眼中，一切东西都失去价值、意义，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
据专家分析，马加爵、杨佳、邱兴华、熊振林，他们身上多少都存在心理障碍。依据相关心理学理论，个人遭遇造成心理问题，因得不到及时疏导、救治而出现严重心理变态后，就会产生破坏性心理。这种破坏性心理指向自身时，达到极端就会出现自杀，指向外界时，达到极端就会报复社会。
近年来，在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很多极端的报复自我或报复社会的“定时炸弹”，就暗藏在数量巨大的心理问题者中间。实际上，真正实施自杀或进行极端行为的人，同有此类倾向的人群相比，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我们身边有很多像熊振林这样的“心理弱势群体”，他们的心理危机可能被随时引爆，伤害自己或他人。
近日，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红十字总会主任编辑汪葆明提出建议，希望组建国家级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他在建议信中写道：“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股市暴跌引起的各种心理恐慌，有跳楼自杀的，有上街游行的，上海发生了股民砸碎交易大厅电子显示屏事件。2008年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固然有滥用职权、滥用警力的原因，但如果有正确的心理疏导，就可起到避免矛盾激化的作用。”
我国已进入心理疾病高发期
2月26日早上8时，记者在北京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口看到，排队挂号的人排成长龙，从挂号处一直延伸到大门外、马路上。一位患者家属看起来没挂到号，他告诉记者说他早上天不亮就来了，“看来明天还得早来，听说有人半夜12点多就来排队了”。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生活节奏加快，学习、工作压力增大，必然要带来人的心理的巨大不适应。加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多种因素造成人的心理障碍、心理危机的发生几率明显增多，而相应的心理治疗体系却很落后，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不同原因而受到的恶性刺激，容易累积或瞬间产生心理危机，进而可能导致当事人失去理智和精神控制而选择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自残、杀人或破坏等。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在2亿~3亿，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中国目前抑郁症患者超过2600万，但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
据2007年年初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数据，在中国，自杀是总人口的第5位死因，是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这些人当中，只有9％的人在精神科就诊过。
汶川大地震后，据专家估计，心理受灾人群超过50万。“多个北川人挺过了天灾，却选择了自杀，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心理救灾远比物质救灾艰难得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韩布新对记者说。
在当前经济低迷的形势下，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冲击，如部分就业确有困难的毕业生，一些被裁员的白领，都可能会出现心理危机。近日，河北一女大学生因不堪就业压力自杀身亡，一本日记中记录了她临终前的心灵挣扎：“感觉好累，好累……每天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总是没有信心，没有目标，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就这样消极地度日……再这样下去，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恶果。”
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由于长期心理压抑积累成仇恨，可能做出报复社会的行为。杀死多名室友的大学生马加爵、美国校园枪案凶手赵承熙、上海袭警案的杨佳，以及最近刚刚受审的“杀人狂魔”熊振林……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件一次次地震惊和提醒着社会。
现有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力量分散、捉襟见肘
心理学专家称，长期的临床实践显示，在由于高度心理危机而企图选择极端行为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存在思想矛盾的。比如，有的人在自杀前会打电话向亲友或某个对象发出信号，或者扬言要如何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样的人其实正处于思想情绪的极端矛盾和激烈斗争状态，可能并不想自杀或伤害他人，这就给心理干预和心理救援提供了机会。如果能够科学而得当地给予心理疏导，就很可能缓解其情绪和心态，挽救当事人的生命，避免更大的社会性伤害或事件的发生。
“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但是杨佳杀人不是必然的，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曾这样说道。
韩布新告诉记者，“心理危机干预”就是对企图选择极端行为的人提供紧急的心理疏导、援救和帮助。据了解，心理危机干预在国外已进行了数十年的实践，医院有急诊，社区有社会工作者。从国际经验看，自杀干预的有效性接近90％。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和城市，如北京、深圳、武汉、重庆、哈尔滨等地，也已建立了心理危机干预机构或网络，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自杀干预，用心理学的有关方法让自杀者学会应对困难和挫折。这不但有助于其度过当前的危机，防患于未然，还有利于他们对未来的适应。
但从目前来看，心理咨询机构大多分散在各医院、大学或民间机构，国家尚无专门的管理和指导机构。虽然在非典时期和汶川大地震时期，都有相关机构主动参与了心理救援工作，但是毕竟势单力薄。
汪葆明说，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创伤治疗等领域尤其需要经过特殊的培训，目前全国范围内受过专业心理创伤治疗训练的心理咨询师不过百人，而我国目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只有1．5万人，职业化的心理咨询师队伍虽然在不断扩大，但都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且缺乏严格的认证程序，很难承担群体性心理危机干预的复杂工作。
“我们中国人比较内向，一般有了心理问题都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不像欧美人定期找心理医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另外还有经济承受力的问题，因为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收费都比较贵。有的医院开设的动辄上百元的心理咨询专家门诊，也让患者望而却步。”汪葆明说。实际上，目前到医疗机构咨询和接受诊疗帮助的人，只是心理疾患患者中的极少部分，更多人选择在旁人异样的目光中默默承受。张侃告诉记者，心理疏导有多种方式，最方便快捷的就是心理热线。“实际上，我国目前开通了不少心理热线，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心理危机干预机构一般也都有自己的热线电话，但都太零散，各机构自己公布一个号码，什么妇女热线、农民工热线、失恋热线，实际上人们一个也记不住。”张侃举例说，有人问他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热线号码，他都记不住，“得上网查，或者问同事”。
各心理热线开放的时间也不统一，有的24小时开放，有的节假日不开放，有的上班时间才开放，开放时也可能由于咨询员太少，真正能打进去的人很少。“遇到心理问题的人能够想到主动打电话求助，说明他们还有改变的欲望，这是很难得的，如果不能及时、方便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就会打击他们的信心，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而现在人们对心理热线的印象一是找不着，二是好不容易找着了打不进去，或者打进去没人。”
此外，目前各地心理热线提供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收费标准不一，难以获得人们信任。“大部分热线是公益性的，不收取费用或收取很低的费用，但这种纯公益性的事常常由于经费得不到保证而难以做久，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状态差别也很大。”
张侃说，很多有心理障碍的人愿意主动求助，但往往由于不知渠道或者渠道不够通畅而放弃求助。“心理急救在某种程度上和医疗急救同样重要，但我们目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心理急救电话，以至错失了许多挽救人的机会。”张侃叹了一口气说道。
由政府出资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张侃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一支由心理学专家、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及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组成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为综合性预防和处理心理危机有效地协调多个单位和机构，开通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电话，建设心理危机干预网络，开办专门心理服务门诊，编织起一张生命健康的安全保护网络。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对外统一的号码平台，想办法让人人都知道，像119火警、120急救一样深入人心，人们有问题都会想到拨打。”张侃说。
张侃提出，可以单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号码，用谐音让人们方便地想到心理援助，通过广泛宣传让大家都知道，或者将心理急救并入120，由接线员进行统一分诊，根据情况转到相关的心理热线。
张侃强调，心理危机干预是公益性的，必须有国家经费予以保证。据了解，有一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曾在汶川大地震时设立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但不久就因为经费不足被迫停了。“这事只有政府统筹才能做成，否则相关的电话资费对患者和机构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且很难统一协调各机构，效果很难保证。”
在张侃看来，虽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直接经济效益难以评估，但它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一个人自杀死亡，平均会给身边的6个人带来不良心理刺激和阴影，而且这样的不良影响甚至会延续10年之久。成功挽救一个企图自杀的人，就会减少和避免很多人产生不良心理，这无论对人群的心理健康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不只是直接关系到个人幸福，还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而且不需国家财政出多少钱。有些地方做不了，可以先从经济发达的地方推开来。”
“今天，心理疾病、尤其是自杀率的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严峻话题，当越来越多的人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社会迫切需要心理急救，救自己、救他人，救整个社会。为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个个宝贵的生命，和我们生活的和谐社会，建立心理急救机制迫在眉睫！”张侃说。
据专家分析，马加爵、杨佳、邱兴华、熊振林，他们身上多少都存在心理障碍。依据相关心理学理论，个人遭遇造成心理问题，因得不到及时疏导、救治而出现严重心理变态后，就会产生破坏性心理。这种破坏性心理指向自身时，达到极端就会出现自杀，指向外界时，达到极端就会报复社会。
近年来，在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很多极端的报复自我或报复社会的“定时炸弹”，就暗藏在数量巨大的心理问题者中间。实际上，真正实施自杀或进行极端行为的人，同有此类倾向的人群相比，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我们身边有很多像熊振林这样的“心理弱势群体”，他们的心理危机可能被随时引爆，伤害自己或他人。
近日，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红十字总会主任编辑汪葆明提出建议，希望组建国家级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他在建议信中写道：“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股市暴跌引起的各种心理恐慌，有跳楼自杀的，有上街游行的，上海发生了股民砸碎交易大厅电子显示屏事件。2008年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固然有滥用职权、滥用警力的原因，但如果有正确的心理疏导，就可起到避免矛盾激化的作用。”
我国已进入心理疾病高发期
2月26日早上8时，记者在北京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口看到，排队挂号的人排成长龙，从挂号处一直延伸到大门外、马路上。一位患者家属看起来没挂到号，他告诉记者说他早上天不亮就来了，“看来明天还得早来，听说有人半夜12点多就来排队了”。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生活节奏加快，学习、工作压力增大，必然要带来人的心理的巨大不适应。加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多种因素造成人的心理障碍、心理危机的发生几率明显增多，而相应的心理治疗体系却很落后，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不同原因而受到的恶性刺激，容易累积或瞬间产生心理危机，进而可能导致当事人失去理智和精神控制而选择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自残、杀人或破坏等。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在2亿~3亿，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中国目前抑郁症患者超过2600万，但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
据2007年年初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数据，在中国，自杀是总人口的第5位死因，是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这些人当中，只有9％的人在精神科就诊过。
汶川大地震后，据专家估计，心理受灾人群超过50万。“多个北川人挺过了天灾，却选择了自杀，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心理救灾远比物质救灾艰难得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韩布新对记者说。
在当前经济低迷的形势下，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冲击，如部分就业确有困难的毕业生，一些被裁员的白领，都可能会出现心理危机。近日，河北一女大学生因不堪就业压力自杀身亡，一本日记中记录了她临终前的心灵挣扎：“感觉好累，好累……每天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总是没有信心，没有目标，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就这样消极地度日……再这样下去，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恶果。”
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由于长期心理压抑积累成仇恨，可能做出报复社会的行为。杀死多名室友的大学生马加爵、美国校园枪案凶手赵承熙、上海袭警案的杨佳，以及最近刚刚受审的“杀人狂魔”熊振林……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件一次次地震惊和提醒着社会。
现有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力量分散、捉襟见肘
心理学专家称，长期的临床实践显示，在由于高度心理危机而企图选择极端行为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存在思想矛盾的。比如，有的人在自杀前会打电话向亲友或某个对象发出信号，或者扬言要如何如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样的人其实正处于思想情绪的极端矛盾和激烈斗争状态，可能并不想自杀或伤害他人，这就给心理干预和心理救援提供了机会。如果能够科学而得当地给予心理疏导，就很可能缓解其情绪和心态，挽救当事人的生命，避免更大的社会性伤害或事件的发生。
“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但是杨佳杀人不是必然的，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曾这样说道。
韩布新告诉记者，“心理危机干预”就是对企图选择极端行为的人提供紧急的心理疏导、援救和帮助。据了解，心理危机干预在国外已进行了数十年的实践，医院有急诊，社区有社会工作者。从国际经验看，自杀干预的有效性接近90％。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和城市，如北京、深圳、武汉、重庆、哈尔滨等地，也已建立了心理危机干预机构或网络，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自杀干预，用心理学的有关方法让自杀者学会应对困难和挫折。这不但有助于其度过当前的危机，防患于未然，还有利于他们对未来的适应。
但从目前来看，心理咨询机构大多分散在各医院、大学或民间机构，国家尚无专门的管理和指导机构。虽然在非典时期和汶川大地震时期，都有相关机构主动参与了心理救援工作，但是毕竟势单力薄。
汪葆明说，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创伤治疗等领域尤其需要经过特殊的培训，目前全国范围内受过专业心理创伤治疗训练的心理咨询师不过百人，而我国目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只有1．5万人，职业化的心理咨询师队伍虽然在不断扩大，但都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且缺乏严格的认证程序，很难承担群体性心理危机干预的复杂工作。
“我们中国人比较内向，一般有了心理问题都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不像欧美人定期找心理医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另外还有经济承受力的问题，因为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收费都比较贵。有的医院开设的动辄上百元的心理咨询专家门诊，也让患者望而却步。”汪葆明说。实际上，目前到医疗机构咨询和接受诊疗帮助的人，只是心理疾患患者中的极少部分，更多人选择在旁人异样的目光中默默承受。张侃告诉记者，心理疏导有多种方式，最方便快捷的就是心理热线。“实际上，我国目前开通了不少心理热线，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心理危机干预机构一般也都有自己的热线电话，但都太零散，各机构自己公布一个号码，什么妇女热线、农民工热线、失恋热线，实际上人们一个也记不住。”张侃举例说，有人问他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热线号码，他都记不住，“得上网查，或者问同事”。
各心理热线开放的时间也不统一，有的24小时开放，有的节假日不开放，有的上班时间才开放，开放时也可能由于咨询员太少，真正能打进去的人很少。“遇到心理问题的人能够想到主动打电话求助，说明他们还有改变的欲望，这是很难得的，如果不能及时、方便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就会打击他们的信心，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而现在人们对心理热线的印象一是找不着，二是好不容易找着了打不进去，或者打进去没人。”
此外，目前各地心理热线提供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收费标准不一，难以获得人们信任。“大部分热线是公益性的，不收取费用或收取很低的费用，但这种纯公益性的事常常由于经费得不到保证而难以做久，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状态差别也很大。”
张侃说，很多有心理障碍的人愿意主动求助，但往往由于不知渠道或者渠道不够通畅而放弃求助。“心理急救在某种程度上和医疗急救同样重要，但我们目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心理急救电话，以至错失了许多挽救人的机会。”张侃叹了一口气说道。
由政府出资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张侃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一支由心理学专家、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及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组成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为综合性预防和处理心理危机有效地协调多个单位和机构，开通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电话，建设心理危机干预网络，开办专门心理服务门诊，编织起一张生命健康的安全保护网络。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对外统一的号码平台，想办法让人人都知道，像119火警、120急救一样深入人心，人们有问题都会想到拨打。”张侃说。
张侃提出，可以单独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号码，用谐音让人们方便地想到心理援助，通过广泛宣传让大家都知道，或者将心理急救并入120，由接线员进行统一分诊，根据情况转到相关的心理热线。
张侃强调，心理危机干预是公益性的，必须有国家经费予以保证。据了解，有一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曾在汶川大地震时设立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但不久就因为经费不足被迫停了。“这事只有政府统筹才能做成，否则相关的电话资费对患者和机构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且很难统一协调各机构，效果很难保证。”
在张侃看来，虽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直接经济效益难以评估，但它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一个人自杀死亡，平均会给身边的6个人带来不良心理刺激和阴影，而且这样的不良影响甚至会延续10年之久。成功挽救一个企图自杀的人，就会减少和避免很多人产生不良心理，这无论对人群的心理健康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不只是直接关系到个人幸福，还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而且不需国家财政出多少钱。有些地方做不了，可以先从经济发达的地方推开来。”
“今天，心理疾病、尤其是自杀率的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严峻话题，当越来越多的人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社会迫切需要心理急救，救自己、救他人，救整个社会。为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个个宝贵的生命，和我们生活的和谐社会，建立心理急救机制迫在眉睫！”张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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