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以《光棍多，麻烦大》为题，据赫迪逊教授的《光棍》一书，简略分析了内地男多女少的后遗症。现在要谈的是“姐妹少光棍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按照传统智慧，由于男孩是劳动力，女孩为“赔钱货”，在穷困落后的农业地区，双亲便会残酷地杀死女婴，或在测知性别后设法使她“胎死腹中”。

　　这种说法不是想当然，而是由学者专家所确定。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0年便在著名的《纽　　约书评》上发表长文，指出因此而“失踪”(一度“有生命”的女胎和女婴被人为地结束性命)的女性，仅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便达1.07亿之众。

　　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上述地区的“失踪女性”数字亦在五六千万之间。

　　可是，这种人们深信不疑的假设，被一名年仅25岁的哈佛经济系(研究专业之一为“传染病经济学”)博士生艾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推翻。

　　她的博士论文《乙型肝炎病毒(HBV)和失踪女性个案》(《Hepatitis B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omen》)指出，受抗乙型肝炎疫苗发明人布伦伯教授(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在《乙型肝炎——追踪杀人病毒》(Hepatitis B：The Hunt for a Killer Virus,1998)一书“怀疑”携带乙型肝炎病毒者倾向于生男孩的启发，她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结论是：“姐妹少光棍多”的主因是乙型肝炎病毒，其他原因(如经济学家的种种假设)反成次要!

　　奥斯特女士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男女婴孩的出生率几乎一致。

　　以美国为例，平均而言，男婴女婴比率为1.05：1，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7.43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4.3岁、女性为80.36岁)。男性先女性而去，意味女性人数慢慢追上男性，到了“成熟阶段”，男女性人口遂呈绝对平衡的“一对一”。

　　一项1972年在希腊进行的调查显示，带有HBV的双亲诞生的男女婴比率为1.85：1，与不携带此病毒者的1.13：1相去甚远。此后，科学家在其他六个地区进行类似调查，均得出相同结果——带HBV双亲所生婴儿的男女比率为1.55：1。

　　1982年，中国男女婴出生率为1.09：1，奥斯特相信这是HBV比较普遍(约占人口10%-15%有此病毒)的“生物后果”。在往后的人口调查中，男女婴比率不断扩大，1989年为1.13：1，2000年为1.18：1。

　　但是，这些数字不能全部归因于HBV，因为这段时期HBV疫苗开始应用(美国阿拉斯加和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民注射抗HBV疫苗，男女婴比率差距明显拉近)，因此携带HBV者所占人口比例不致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男婴所以仍然比女婴多，主要是父母人为地“选择后代性别”所致。医疗科技的进步、比民间验方准确的超声波诊断仪的普及，使人们在怀孕早期已能分辨胎儿性别。

　　由于仍履行“一孩政策”，那些受“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影响的父母遂把女胎“打掉”，结果形成“姐妹少光棍多”的“结构性人口问题”。

　　奥斯特研究传染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乙肝病毒才是男多女少的“元凶”，看似小事一桩，却是经济学界的头等大事。

　　因为以写《家庭论》(The Treaties of Family)享盛名、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加(G. Becker)为首的理论家，均在“未来赚钱能力”上大做文章。

　　这就是说，他们相信因为男婴成长后对家庭经济有较高的“回馈”，因此双亲倾向虐待(mistreatment)、谋杀女婴或把女胎“打掉”。这种种不人道行为，从家庭经济角度，俱被视为“理性动机的性别选择”(rational motivation for sex-selection);但从人道立场出发，杀女婴者残酷不仁。

　　中国农村时闻杀女婴的事例，但绝不如过往学者所说的普遍，农村中“光棍多”，75%是因HBV十分普及所致(孟加拉、埃及和西亚诸国“失踪女婴”的成因20%-50%来自HBV，全球的平均数为47%)。

　　换句话说，中国农村人为地消灭女婴并不如传统经济学家指称的那样严重，中国人也不如他们说的那么没有人性。

（实习编辑：李杏）